按：本文是美国海军退役少校托马斯·卡特勒（Thomas J. Cutler）对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所记日志的摘抄与评论。
在军舰上，没什么比全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警报那高调的吱吱声，伴随着那句“各就战位！这是实战演习！”的指令更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了。1973年10月23日，当我站在驱逐领舰“哈里·亚内尔”号舰桥的耳台上时，情况就是这样。警报响起时，我正在解头上那顶印有“JOOD”（意为“副值更军官”）字样的灰色钢盔的下巴系带。当我推开通往舰桥内部的舱门时，耳畔响起了上百双军靴踏上钢质甲板的声音，梯子在水兵们奔赴战位的脚步声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金属声——他们正按训练要求奔向各自的战位，右舷向上向前，左舷向下向后。接我班的军官抵达后，省略了常规的航向航速等简报，直接接过了我的钢盔和值更任务表。
图1.美国海军“哈里·亚内尔”号驱逐领舰（USS Harry E. Yarnell，DLG-17），照片摄于1971年10月。该舰为“莱希”级二号舰，1975年美国海军舰艇分类改革后升级为导弹巡洋舰
我迅速离开舰桥，奔向战情中心后方的电子战舱室，那里是我的战位。两名军士和一名水兵已先我一步到了，电子战一级士官正在调试WLR-1型接收机，那名水兵则显得茫然失措。我喘着粗气跑进舱室里，坦白说我此刻内心有些惊惶，但要竭力掩饰。我急切地询问电子战一级士官是否发现异常。
“像是‘北美野牛’轰炸机，长官”，他语气平淡地回答，他指的是苏联研制的米亚-4四发大型喷气式轰炸机。另一名电子战二级士官则在膝上摊开手册，正对照着WLR-1型接收机的读数核对频率、脉冲重复率等参数。不久后，他朝我点了点头，确认了那名电子战一级士官的判断。那名一等水兵才十七岁，他头戴声能电话，瞪大眼睛看着我报告说：“战情中心报告，雷达发现一架从阿尔及利亚方向快速逼近的飞机，长官。”
图2.苏联米亚西舍夫设计局研制的米亚-4轰炸机，北约绰号“北美野牛”，该机可执行远程海上侦察与反潜任务
我们当时正航行在阿尔及利亚领海外侧，前夜刚收到情况报告，提醒我们可能面临苏联或阿拉伯国家，甚至双方一同发起的敌对行动。我无法确定那架飞机是苏联的还是阿尔及利亚的，但无论哪种情况都绝非吉兆。
那位电子战一级士官以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告说：“敌机已用火控雷达锁定我舰。”尽管言辞紧张，他那独特的南方腔调却莫名令人放松。我还没想出该怎么样回答，专用电话线路里便传来命令：立刻前往舰桥。到舰桥后我才知道，舰长要求我尽可能目视确认来袭飞机的身份。作为舰上情报军官的附带职责，我早就熟记了苏联舰艇与飞机的特征。站在舰桥耳台上，我向南远眺，试图发现来袭的飞机。用眼睛的余光，我看见防空导弹发射架上的两枚导弹正在迅速调整高低角和方位角，显然是受到我舰火控雷达锁定信号的指引。交战规则禁止我们先发制人，此刻的紧张感如同西部片里对峙的枪手，站在街头彼此凝视，等待对方率先拔枪。
一个银色的身影从我眼前掠过，我看见那确实是一架大型飞机，正以惊人的速度逼近。当它直扑我们而来时，舰桥上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当它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时，舰载防空导弹的发射臂剧烈摆动着，试图锁定目标，我察觉到舰体逐渐倾斜，显然是在响应舰长下达的规避机动指令。
然后……没有然后了，一切都结束了。那架“北美野牛”在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就朝阿尔及利亚某处机场返航了。当它飞过海岸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我们解除了战备状态，重新投入枯燥的日常工作中，即追踪那些穿行在地中海上空的美军飞机。这些飞机正作为代号“五分钱”的战略空运行动的一环，向东飞往以色列，送去大量急需的物资。这场以色列人在美国帮助下逐渐扭转了战局的战争，后来被称为“赎罪日战争”。
导致这场让人肾上腺素飙升却以未擦枪走火而结束的事件的大背景可谓复杂而又惊心动魄。有人曾将由此引发的美国海军第六舰队与苏联海军第五战斗分舰队的对峙描述为“冷战期间最危险的海上危机”，这场危机曾一度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向核战争边缘。这场危机始于1973年夏天，当时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决定对以色列开战。
1967年那场所谓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赢得了辉煌胜利，不过这场战争也为阿以双方都提供了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阿拉伯国家从中获益更多，他们发展出若干新战术，以抵消以色列的空中优势；而以色列则因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常滋生的傲慢心态而受到了不少负面影响。
与人口众多得以维持庞大常备军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以色列军队虽战斗力不弱，却高度依赖大规模动员预备役人员。不难理解，每次这样的动员都会对国家经济导致非常严重冲击，因此以色列在动员预备役人员时总是非常谨慎。
1973年春，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到了埃及方面军事活动加剧的情报，可能预示着埃及人在准备战争。这并非埃及首次做出此类姿态，埃及总统萨达特正是巧妙运用此类手段使以色列人陷入猜疑与误判。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戴维·埃拉扎尔中将对埃及人的活动深感警觉，下令实施局部动员。然而，战争的威胁未出现，动员成本却高达3500万美元，这让埃拉扎尔将军的威信受到重创，更遭到了以色列财政部长的公开指责。
图5.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左）和埃及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正在研究作战计划，照片摄于1973年10月
与此同时，作为对冷战时期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制衡手段，苏联一直在拉拢阿拉伯国家并予以军援支持，包括向萨达特和阿萨德提供大量防空导弹，这些导弹可用于抵消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及戈兰高地的空中力量。在西奈地区，埃及人构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导弹壁垒”，掩护向苏伊士运河推进的部队。他们还预先部署了大量架桥设备，以便强渡运河。
以色列方面将埃及的这些准备工作视为威慑的防御性举措，而非发动攻击的信号。萨达特还散布了一系列假情报，有意“泄露”了埃及军队存在的弱点的评估报告，此举成功地让以色列人上当受骗了，认定埃及和叙利亚不可能再冒险重蹈1967年惨败的覆辙。即便在战争爆发前数日，苏联撤离驻开罗与大马士革的公民可能暴露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意图时，以色列仍无视这一明显迹象，未启动动员程序。
萨达特和阿萨德选择将1973年10月6日作为开战之日，是因为当天的潮汐和洋流有利于阿拉伯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而且这一天正值犹太教最神圣的“赎罪日”，包括许多至关重要的预备役人员在内的以色列人都会放假，电视和广播节目也因节日而减少（在犹太教传统中，赎罪日是宽恕他人罪孽、为自身过错真诚忏悔的日子。以色列人通过禁食禁饮来纪念这一节日）。此外，10月6日恰逢斋月的第十日，正是于此日开始筹备那场最终使他凯旋并重返麦加的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也赋予了这一开战日期以精神上的意义。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已就开战日期达成一致，但对最佳攻击时间却存在分歧：埃及人倾向于在傍晚发动攻击，届时从西向东的阳光将刺眼地照向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则出于相同的原因而倾向于清晨行动。最终双方选择了折衷方案，定于下午14时整开战。
言归正传，在我的海军生涯中，曾多次记录下多数人所谓的“日记”，但我更愿意称之为“航海日志”，这样听上去更具航海气息。我的第二次地中海航行日志便是其中的一部分。首篇日志的日期为1973年10月16日，开篇写道：
我决定开始撰写这份日志，是因为近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书面记录或许是有必要的。本月六号，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这场战事的确切导火索尚不明确；但我强烈怀疑这是埃及与叙利亚精心策划、协同发动的全面侵略行动……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时，我舰及同泊于西班牙马略卡岛帕尔马港的舰艇立即进入戒备状态。数小时后，所有休假人员被召回。随着众人开始揣测美国可能的参战程度，紧张气氛逐渐升温。然而，跟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日益渺茫。我们未曾启航，休假制度得以恢复（但仍有限制），中东战火仅成为通过广播获取的新闻素材，再无更多瓜葛。
这些报道描述了埃及和叙利亚在西奈半岛与戈兰高地的进攻行动。尽管埃拉扎尔将军在6日凌晨4时警告，埃叙两国即将发动协同攻击，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夫人却直到上午8时才启动动员程序，且仅下令部分动员，当然这部分原因是她在盟友美国的施压下不愿发动新战争。
六个小时后，阿拉伯国家的进攻正式展开，防空警报声响彻以色列全境，因赎罪日而暂停的广播恢复播出，紧急召唤预备役人员立即报到。但宝贵的时间已然流逝，以色列军队在东西两条战线上均被迫后退。在苏联提供的防空导弹保护伞的掩护下，七万埃及士兵在一千辆坦克的支援下渡过苏伊士运河，同时两个叙利亚装甲师及四万名士兵也攻入戈兰高地，占领了该地区南部大部分区域。埃、叙两国的人员及装备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但两天内苏联即启动大规模空运，为阿拉伯盟友补充武器弹药。
以色列的伤亡情况很快就高得难以承受，战败的可能性慢慢的变大。面对这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梅厄总理授权将13枚两万吨级当量的核弹头装配到“耶利哥”导弹及数架战机上，并以各种方式让华盛顿方面知晓了以色列人准备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核打击的意图。无论是不是受此影响，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还是回应了以色列的求援呼吁，批准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军援空运，并告知梅厄总理“你们损失的所有战机和坦克都将得到补充”。在考察并否决了若干使用民航机的方案后，尼克松命令美国空军“派出所有能飞的东西”，美军由此启动了代号为“五分钱”（Nickel Grass）的空运行动，这也是自1948~1949年柏林大空运以来，美国空军规模最大的战略空运行动。短短数小时内，C-141“运输星”运输机和C-5“银河”战略运输机便满载坦克、战机和其他急需的物资飞往以色列。
美军的空运行动原计划使用欧洲国家的机场，但欧洲国家因实际或潜在的中东石油供应减少的威胁而拒绝美国使用其领空，这让事态变得复杂；唯有葡萄牙毫不畏惧，允许美军在其领地亚速尔群岛降落并加油。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军运输机必须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上空狭窄的地中海航线，确保不靠近该地区任何国家的领空，尤其是那些“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国家。这样一来，美军运输机极易因误闯他国领空而遭到拦截，于是美国海军被紧急调遣参战。
图8.在美军飞机空运物资期间，以色列总理戈尔达·梅厄夫人现身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现改名为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时间可能是1973年10月29日前后
我们于10月11日按计划启航，一切都如平常，看似未受地中海东部局势的影响。然而两天后，我因肠胃炎卧床三十多个小时后步入军官餐厅时，发现里面弥漫着一股焦躁而又紧张的气氛。虽还没有发生任何变故，但电报往来中已透露出某种预示将发生改变的氛围。所有人都在仔细研读的报道，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当天结束时局势还没有发生变化，但那种难以打破的期待氛围弥漫在空气中。电报往来的内容乃至的报道中，都未提及未来数日将有任何特殊行动。但经历过危机的我们，骨子里都感到重大的事件正在逼近。这虽然只是种直觉，却真实得如同在茫茫大海中看见指向中东的高大灯塔。
第二天一早，预感变成了现实：我们奉命在阿尔及利亚近海布防。那个“沉睡的巨人”已然苏醒，美国终于对以色列这个小国危如累卵的处境作出了回应。庞大的空运补给机队已然启程，巨大的C-5和C-141运输机正满载物资飞向“应许之地”，支援那些勇敢却深陷重围的以色列人。“亚内尔”号及第六舰队的其他舰艇沿地中海分散部署，为这支“悲壮”的空中机队提供安全保障、通信联络与防御监视。我们坚守岗位，虽对眼前的环境与事态感到倦怠，却时刻警惕着当前态势可能引发的爆炸性后果与近乎无限的变数。当我们监视着各自负责区域内的飞行员驾驶飞机，再将任务移交给下一艘军舰时，心底总会涌起一种奇特的感受：想象自己置身于那些飞向必然危险境地中的飞机中会是何种滋味？若这些飞机遭遇阿拉伯甚至苏联战机的拦截又会如何？倘若某架飞机被击落，而我们恰好在阿拉伯国家领海内营救机组人员，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种种可能性无穷无尽，它们既令人无比振奋，也让人充满恐惧。历史的脉搏在此跳动，危险的气息在身边弥漫。
随着美苏两国各自持续支持他们的盟友，双方驻地中海的舰队也日益敌视，最终演变为冷战期间美苏海军规模最大的海上对峙。战争爆发时，苏联海军地中海分舰队拥有包括11艘潜艇在内的52艘舰艇，其中部分潜艇装备有配备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美军第六舰队则下辖48艘舰艇，包括2艘航空母舰、1艘直升机航母及搭载着两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作战舰艇。
图9.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USS Saratoga，CVA-60）
随着战事的持续，双方均加强了海上力量。苏联舰队扩充至97艘舰艇（含23艘潜艇），美军第六舰队则增至60艘舰艇（含3艘航空母舰、2艘直升机航母及9艘潜艇）。这两支庞大的舰队均进行了战备部署，后续事态更使局势危如累卵。类似“亚内尔”号与“北美野牛”轰炸机遭遇的事件频频发生，任何一件都可能引爆美苏的大规模冲突。
当战局开始逆转，以色列凭借美国的后勤支援逐渐占据上风时，局势变得尤其危险。当以色列挫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并再次获胜的局面日益明朗时，萨达特先后于10月19日和21日两次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求助，恳请后者斡旋停火。勃列日涅夫随即直接致函尼克松总统，提议由美苏组建一支联合维和部队执行停火监督任务。然而，两个超级大国卷入这场冲突本就危险重重，若按勃列日涅夫的想法选择直接下场，擦枪走火的风险将急剧增加。
苏联方面或许早已预料到，还可以说是期待自己的提议被拒绝，因此勃列日涅夫补充说，若美国方面不同意，苏联将考虑单方面介入。这更令人不安。当时，地中海里几乎到处都是用反舰导弹武装到牙齿的苏联海军战舰，而勃列日涅夫提出这个让人不安的计划后，包括七个空降师在内的苏联五万名一线部队官兵和十万名后勤部队人员随即进入战备状态。另有情报显示，苏联飞行员驾驶米格-25“狐蝠”战机从埃及机场起飞，对战场展开侦察。
图10.侦察型米格-25RBS“狐蝠-D”，配备有功率强大的“军刀-E”机载侧视雷达，机头上庞大的矩形面板就是该雷达的安装位置
10月24日的深夜内阁会议结束后，白宫方面宣布全球美军进入戒备状态，并将威胁等级提升至三级（DEFCON 3）。对此，卡特勒在其10月25日的日志中写道：
今天早上收到的情报显示，前方可能有麻烦了。战备等级已提升至三级，虽不知缘由，但我注意到舰长与作战军官低声交谈，神情相当严肃。
苏联海军中一位参与了此次对峙的海军军官叶夫根尼·谢苗诺夫（Yevgeni Semenov）也留有日记，他写道：
我军装备有威力强大的巡航导弹，锁定的主要目标只有五个——三艘航空母舰和两艘直升机航母，其余目标均为次要目标。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压力已升至临界点。
我仍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啥或即将发生啥，但我知道事态非同小可。紧急行动计划已启动，再升级便是全面战争！新指令包含启动美国公民撤离计划，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从普通水兵到舰长，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我必须承认内心有些恐惧……我担忧的并非是阿尔及利亚轰炸机或鱼雷艇，而是苏联那令人窒息的强大武装。此刻，危在旦夕的不仅是我个人，更牵动着整个家庭乃至全世界的命运。这已不再是单次航行的问题，而是关乎一场持久战，抑或更糟，一场极其短暂的（核）战争……我比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渴望将这些可能性拉回理性范畴，但愿高层人士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美军第六舰队司令丹尼尔·墨菲（Daniel Murphy）海军上将则写道：
两支舰队近在咫尺地航行在同一片海域，一场此前很难来想象的海战场景就此拉开序幕……双方舰队显然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有几率发生的任何情况，尽管双方似乎都难以准确预判对方的意图。
局势持续紧张，直至苏军放弃了出动地面部队的想法后，事态才逐渐“降温”。墨菲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将第六舰队向西机动，这样既能扩大机动空间改善战术态势，又能通过远离战区向苏方传递缓和的信号。参联会批准后，第六舰队顶着恶劣的天气完成了转移。此后两个星期，美军第六舰队与苏联海军第五战斗分舰队从始至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直到1973年11月15日，三个美军航母战斗群解除戒备状态，驶往地中海的港口休整，整场危机才算宣告结束。
1973年10月的美苏地中海对峙堪称仅次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重大险情。从某些角度看，1973年的那次对峙更危险，因为苏联海军实力已远超1962年。当时美国公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水门事件”上，对这场发生在遥远海域的海上对峙所知甚少，因此他们从未真正理解赎罪日战争期间地中海上发生的一切。但能确定的是，若非美国海空军联合开展“五分钱行动”为以色列运去生死攸关的物资，使其最终在不诉诸核武器的情况下获胜，这场战争的结果恐将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海军最擅长的便是威慑，在1973年10~11月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刻，美军第六舰队面对强大的苏联海军第五战斗分舰队灵活应对，为双方提供了必要的停火空间，避免了不可想象的灾难。
图11.绘画作品，表现的是正在进港的“小石城”号导弹巡洋舰（USS Little Rock，CG-4）。1973年10月初，美国海军第六舰队以该舰为旗舰，在赎罪日战争期间集结于东地中海
赎罪日战争为参战方提供了诸多战术与战略层面的教训。特别的重要的是，这场旨在击败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似乎终于让双方都意识到，此类的代价过于惨重，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阿拉伯人。最终，埃及与以色列在1979年3月签署和平条约，此举也让萨达特总统付出了生命代价——他于1981年10月遇刺身亡。不过，在这场被视为以色列生死存亡之战、几乎将冷战引向热战的战争结束后，埃以两国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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