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消化道肿瘤，依然是严重威胁民众健康的“杀手”。其治愈的重点是“早”，但怎么样才可以更高效、更精准、更普惠地实现早期发现，一直是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
当免费的筛查遭遇患者的拒绝，当高昂的医疗成本在基层难以承受，我们该如何破局？新技术层出不穷，它们究竟能为中国复杂的国情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变？
近日，《康迅网》独家专访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何忠虎教授。他将分享其团队如何通过创新模式，明显提升消化道癌早筛效率的宝贵经验。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遗传学研究室副主任、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分会委员、临床研究管理委员会委员、伦理委员会委员。
入选“北京市百千万人才工程”及“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卫生技术（215）人才计划”。
中国抗癌协会食管癌整合防筛专委会常委，流行病学专委会、精准治疗专委会、肿瘤病因学专委会委员
北京癌症学会理事，循证医学与精准防治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精准预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问题1：近年来，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技术持续不断的发展，内镜、影像与分子诊断等手段不断融合。目前在我国高发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早筛实践中，哪些新技术或新策略展现出较好的应用前景？它们在提升检出率与可及性方面有哪些优势？
何忠虎教授指出，随着科学技术持续进步，我国高发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的筛查技术正经历革命性发展。他认为以下几类新技术与策略在早筛实践中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首先是基于问卷的风险评估模型。何忠虎教授提到，其团队的研究表明，在大规模人群筛查中，采用这种便捷、低成本、易于在基层推广的问卷模型，能够在内镜检查前有效识别高危个体，从而明显提高检出率并大幅度降低筛查成本，对资源匮乏地区尤为适用。
其次是基于血液的无创或微创分子标志物检测技术。该类技术通过一系列分析外周血中的cfDNA、基因组学、甲基化组学等生物标志物，可评估个体是否为高风险人群或早期癌症患者，进而引导其接受进一步内镜检查，提高筛查精准度。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消化道内镜筛查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何忠虎教授表示，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识别早期病变，减少漏诊，提升筛查效率。
他进一步强调，随技术进步，筛查前风险分级、筛查中精准诊断与筛查后个体化监测正形成全链条筛查体系。影像学信息与新型分子标志物的应用，也为病理医生提供了更全面的判断依据，从而优化患者管理与随访策略，实现筛查效益最大化。
问题2：在食管癌的防治过程中，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在推动筛查普及、优化治疗路径方面，有哪些值得推广的实践模式或政策建议？
何忠虎教授结合其团队近20年在食管癌和胃癌防治一线的研究经验指出，当前食管癌防治面临居民认知不足、参与意愿低，以及传统筛查方式效率不高、成本比较高等挑战。即便筛查免费，不少民众仍因健康意识薄弱或对内镜检查存在恐惧而拒绝参与。
对此，他提出应推动科研与一线实际的需求紧密结合，开发适用于基层、符合民众实际的需求的筛查策略。例如，2023年，在腾讯基金会与腾讯健康的支持下，何忠虎教授带领课题组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科技主管部门及主要临床医疗机构，在宁夏启动了“中国上消化道恶性肿瘤精准防治先行示范项目（宁夏）”，将食管癌和胃癌风险诊断模型与微信小程序结合，培训基层卫生人员进行问卷评估，并通过云计算实时反馈风险等级，对高风险人群进行重点转诊。该策略使癌症检出率提高了两倍以上，单位检出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非常适合于资源有限地区。
何忠虎教授进一步提出“一癌一策、一地一策”的筛查理念。他强调，中国地域广阔，经济与文化背景差异大，筛查策略应因地制宜。经济发达地区可采用更精准的高成本检测技术；资源匮乏地区则可推广低成本、易操作的问卷与模型评估方法。这种多样化、针对性强的策略，是推动我们国家癌症早筛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问题3：近年来液体活检、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在消化道肿瘤早期发现与疗效监测中逐步落地。怎么样看待这些技术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对临床实践带来的改变？北大肿瘤医院在此方面是否有相关探索或成果？
何忠虎教授认为，液体活检、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技术在未来五到十年将对消化道肿瘤的早期发现与疗效监测带来深远影响。这些技术能够从分子层面提供肉眼难以察觉的信息，弥补传统内镜和病理检查的局限。
他提到，多种标志物的联合检测有望逐步提升检测通量并降低单位成本，为地方政府制定癌症防治策略提供支持。涵盖样本运输、保存到结果反馈的一体化平台体系，也将显著改变当前筛查现状。
此外，何忠虎教授特别指出，某些新型血液标志物已能实现多种癌症的同步风险评估与分级，改变了以往“一癌一检”的局面。人工智能技术在肺癌等肿瘤检测中也表现出色，能在保证精准度的同时降低误诊率，未来发展前途广阔。
关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实践，何忠虎教授介绍，医院已在食管癌、胃癌等方向积累了多中心、多来源数据，并取得一系列生物标志物相关成果。尽管这些成果目前尚未大规模应用，但他强调这是未来的重要方向。他呼吁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与产业方一同推动技术转化，形成“四位一体”的协作模式，最终实现国家医疗资源的节约与基层医疗负担的减轻。
问题4：结合国家健康中国2030中对癌症防治的重点部署，在消化道肿瘤的防治体系中，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与公共卫生部门应如何协同，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转变？
何忠虎教授回顾我国癌症筛查工作的发展历史指出，早期筛查多由公共卫生专家推动，随后临床医疗体系逐步参与。但在推广过程中，医疗机构面临招募难、宣传难等挑战，尤其难以深入社区有效动员居民。
他认为，要实现从“治已病”向“治未病”的转变，必须在政府引导下构建多部门协作机制。疾控中心（CDC）系统在慢性病管理、社区沟通方面具有成熟体系和专业优势，应发挥桥梁作用；医疗机构提供专业方面技术支持；科研团队则致力于研发技术与方案优化。
何忠虎教授强调，只有形成政府引导、科研支撑、疾控挂帅、医院协同的“四位一体”工作模式，明确各方职责，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癌症筛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真正的完成消化道肿瘤的早防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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